丧亲是人生中的一大重大压力源，每年有数百万中国人经历哀伤情绪。在中国，延长哀伤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丧亲者中较为常见，但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干预措施却十分匮乏，现有的基于西方的治疗方案在应用于中国情境时往往显示出有限的跨文化适用性，因此需要基于证据且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干预措施。基于此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周宁宁副教授和周家琦助理教授与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唐苏勤副教授、实验室往届成员吴丽萍等合作撰写"Grief modular group therapy: theoretical bases and pilot study of a new bereavement intervention programme in China"于2026年4月14日在《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上发表。本研究旨在介绍并评估一种新开发的模块化哀伤团体辅导（Grief Modular Group Therapy，GMGT）的有效性，该疗法是在双重过程模型的框架下设计的，融合了多种治疗元素和具有文化相关性的实践。研究进行了一项非随机对照试验。治疗师为患有延长哀伤障碍的丧亲者实施了为期10次的GMGT（共69人）。将他们的治疗结果与一个空白（未接受干预）的对照组（共64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基线、治疗后和3个月的随访时，对延长哀伤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进行了测量。GMGT具有很高的接受度，有79.8%的参与者完成了治疗。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延长哀伤症状严重程度显著降低，达到了具有临床意义的程度。随访期间，改善情况得以保持。GMGT也减轻了创伤后应激症状，但效果规模较小。这些研究结果表明，GMGT 是一种极具潜力、具有文化敏感性、结构化且可扩展的干预措施，能够以远程方式为中国的丧亲者提供服务，其在其他面临类似心理健康护理资源限制的文化背景下也具有应用价值。未来有必要开展随机对照试验。

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与实验室往届成员吴丽萍，实验室成员杨子桐于2026年4月13日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家庭应对在家庭功能与丧亲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考察家庭功能、家庭应对与丧亲适应（即延长哀伤、抑郁、焦虑、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家庭应对在家庭功能与丧亲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共收集了285名成年丧亲者的数据，使用《家庭功能量表》、《以家庭危机为导向的个人评估量表》等工具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一是家庭功能与延长哀伤症状、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呈负相关，与创伤后成长不相关；家庭应对与上述症状呈负相关，与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二是家庭应对在家庭功能和丧亲者的抑郁症状、焦虑症状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3和-0.04；同时家庭应对子维度在家庭功能子维度和丧亲者延长哀伤症状、创伤后成长的各子维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得出结论家庭应对在家庭功能和丧亲适应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家庭功能水平可以作为丧亲者的风险识别因子。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唐苏勤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黄晶菁，深圳大学心理学院本科生杨梓峰合作撰写文章“The Role of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Style and Grief: A Two-Wave Longitudinal Study”于2026年3月2日在《Behavioral Sciences》上发表。该研究基于依恋理论，旨在探讨特定逝者依恋风格（焦虑型和回避型）对哀伤的预测效应，并检验未完成事务的两个维度（未实现的愿望和未解决的冲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通过采用两波纵向设计，对在过去五年内经历丧亲的中国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追踪调查（T1：2024年10月；T2：2025年1月）。参与者在T1完成了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在T1和T2都完成了丧亲中未完成事务量表和国际延长哀伤障碍量表。共有206名参与者（平均年龄=25.07岁；51.94%为女性）完成了两次评估。研究表明，在控制T1哀伤、人口统计学和与丧失相关的协变量后，T1对逝者特定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直接影响T2哀伤。然而，T1对逝者特定的依恋回避显著负向预测T2未实现的愿望，而T2未实现的愿望和未解决的冲突显著正向预测T2哀伤。此外，T2 未实现的愿望在 T1 时逝者特定的依恋回避与 T2 时哀伤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直接针对未完成的事务可能比广泛的依恋聚焦干预措施更有效和具体。

自我同情在哀伤过程中与压力相关的心理病理症状呈负相关，但其潜在机制尚不清楚。基于此，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成员往届成员江筱睿，和在读研究生毛子幸与北京师范大学吴清禄合作共同探讨了自我同情与延长哀伤障碍（PGD）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之间的关系中，感知污名和愤怒的中介作用。该研究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丧亲相关信息、自我同情、感知污名、自我指向和他人指向的愤怒以及PGD和PTSD症状，进行了相关性和中介分析。通过结果分析得出自我指向的愤怒和他人导向的愤怒在丧亲者中对自我同情与精神病理症状之间的关系起着不同的作用。培养自我同情可能通过减少感知污名和愤怒来支持丧亲适应，干预措施应根据症状特征针对特定类型的愤怒进行设计。

实验室团队在《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上发表了论文。哀伤反刍作为以丧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的重复性思维为特征的心理过程，与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等精神病理症状密切相关。传统特质性自评量表虽可评估有关自身反应、不公感、反事实思维及意义寻求等多维度反刍，但其易受回忆性偏差影响且难以捕捉反刍思维的动态情境特征。基于此，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往届成员周士人和在读研究生张心兰与格罗宁根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院临床心理学与实验精神病理学系助理教授Lonneke I. M. Lenferink合作撰写文章“ Ecological validity of grief rumination measures among bereaved people”于2025年8月6日在《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上发表。本研究旨在本研究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技术，对丧亲者进行11种特质与状态哀伤反刍的生态效度检验。研究表明特质性测量难以全面捕捉丧亲后日常生活中哀伤反刍的动态变化，建议采用更具生态敏感性的状态测量方法以准确评估真实情境下的哀伤反刍波动。

丧失亲友是大学生面临的主要压力源之一，可能引发持续的哀伤反应。基于哀伤结果的整合风险因素预测框架，目前“未竟事务”与“持续性联结”在大学生哀伤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尚未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得到系统检验。为此，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三波、间隔3个月的纵向研究，撰写了相关论文。本研究旨在探索丧亲大学生的未竟事务与哀伤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化持续性联结（ICBs）与外化持续性联结（ECBs）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未竟事务能持续正向预测哀伤；同时，早期的未竟事务可正向预测随后的内化联结，而内化联结能负向预测后续哀伤，外化联结则正向预测后续哀伤。研究发现，未竟事务在大学生哀伤适应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哀伤咨询中应特别重视培养逝者的内化持续性联结，以更有效地帮助他们融入日常生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持续性联结的表现形式及其干预意义。

中国丧亲群体面临专业心理资源匮乏，且文化因素（如心理服务污名化）阻碍求助。基于互联网的干预可突破时空限制，为经历长期哀伤的群体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但其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尚不明确。因此，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在读研究生金文啸及往届成员彭闻捷撰写文章“Accept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an internet-based intervention for bereaved Chinese with prolonged grief: a mixed methods study”并在2025年4月14日发表于《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期刊。本研究旨在评估基于双过程模型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干预“疗愈哀伤”在中国延长哀伤群体中的可接受性、可行性及潜在效果。结果表明该微信小程序的干预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建议后续开展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其有效性。

因COVID-19丧亲的人群可能面临心理健康挑战和创伤后成长机会。韧性作为一种内在特质或能力，可能保护丧亲者免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并促进成长。双过程模型（DPM）是理解丧亲后适应的重要框架。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韧性是否有助于COVID-19丧亲者的适应过程，以及双过程应对在韧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因此，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往届成员吴丽萍及在读研究生陈思颖撰写文章“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COVID-19 bereaved peopl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ual process coping”并在2025年4月3日发表于《Therapeutic Advances in Psychopharmacology》期刊。本研究旨在探讨COVID-19丧亲者的韧性与其延长哀伤、创伤后应激、焦虑、抑郁症状及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双过程应对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对于COVID-19丧亲者，恢复导向应对和振荡在韧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发挥保护性和促进性作用。这提示专业人员应关注丧亲者的韧性水平及双过程应对策略，以提供针对性支持。

围产期丧失对女性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这种哀伤常因文化或社会因素被忽视，加剧了女性的心理负担。现有的围产期哀伤量表简版（SVPGS）虽在全球广泛应用，但在中国人群中的心理测量特性尚未得到完全验证。基于此，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研究生李斯妮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研究团队合作撰写文章“Validat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Short Version of Perinatal Grief Scale in Chinese Women Who Experience Perianal Loss: A Psychometric Study”于2025年3月29日在《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上发表。本研究旨在通过验证并优化SVPGS在中国大陆经历围产期丧失女性中的心理测量特性，提升其适用性。结果表明，优化后的15项SVPGS是评估中国大陆女性围产期哀伤的简明、可靠且有效的工具。未来需进一步验证其在不同文化和人群中的普适性，以支持临床干预和跨文化研究。

网络化心理干预作为一种新兴的干预方式，近年来逐渐应用于丧亲人群，但其疗效仍有待深入研究。因此，2024年12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往届成员彭闻捷、余茵琪与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符仲芳合作撰写文章“丧亲人群网络化心理干预效果的系统综述与元分析”在《心理科学进展》期刊上发表。本研究通过系统综述和元分析梳理了丧亲人群网络化心理干预研究,考察了网络化心理干预对丧亲人群心理健康的改善效果及其调节变量,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以往研究表明，创伤性哀伤量表-自评增补版（TGI-SR+）是评估不同国家ICD-11和DSM-5-TR延长哀伤症状的可靠工具。然而，TGI-SR+尚未被翻译成中文以及得到验证。因此，2024年10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往届成员陈志威与荷兰丧亲研究团队合作撰写文章“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Traumatic Grief Inventory-Self Report Plus (TGI-SR+) in Chinese Bereaved People”在《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期刊上发表。本研究旨在评估中文版TGI-SR+的心理测量特性。结果表明 TGI-SR+ 在不同的丧亲人群和文化背景下具有可接受的心理测量特性，这个发现为中国的哀伤研究人员和一线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了一种 PGD 的快速筛查工具。

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欺凌受害是青少年出现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既往研究显示，欺凌受害与青少年NSSI行为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但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功能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探索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功能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对预防NSSI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9月，实验室团队与深圳市康宁医院团队合作发表文章“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欺凌受害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功能的关系：孤独感的作用路径”，研究成果在《四川精神卫生》杂志发表。本研究旨在探讨欺凌受害与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NSSI行为功能的关系，以期为对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NSSI行为的干预提供参考。

2024年3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与哀伤咨询师刘新宪参与撰写的书籍《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Drug-Related Death Bereavement》出版。唐苏勤副教授与哀伤咨询师刘新宪负责撰写该书第十四章“Dealing with bereavement following a drug-related death in China”。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Drug-Related Death Bereavement》全面概述了毒品相关死亡的丧亲，以增进人们的了解并帮助指导科学研究。书中的章节涵盖了毒品相关死亡（DRD）在个人、家庭、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主题包括与毒品相关丧亲后的家庭合作和为其提供社会支持、了解个人的哀伤过程、毒品政策以及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本书还阐述了研究 DRD 的方法问题。这本手册将加深人们对 DRD 丧亲的理解，并有助于为 DRD 丧亲者以及为他们提供专业和个人支持的人员提供帮助。
“Dealing with bereavement following a drug-related death in China”主要探讨，在中国，毒品相关死亡（DRDs）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和心理挑战，由于社会污名和内外压力，许多DRD丧亲者不仅承受着沉重的情感负担，还可能因为缺乏适当的葬礼或仪式而面临更高的精神健康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本章深入分析了中国DRD丧亲者的独特经历，并介绍了一种创新的丧亲干预方法——“在一起计划”（BTP）。这一计划在2020年武汉COVID-19疫情期间首次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BTP结合了双重过程模型框架，并融入了适应中国文化和背景的新策略，成为中国首个基于实证的有效丧亲干预措施。我们相信，BTP不仅为DRD丧亲者提供了急需的社会支持和心理服务，也为未来类似情况下的干预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指导。

在中国，目前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还未能充分满足那些经历延长哀伤障碍（PGD）的丧亲者的需求。借助互联网进行的哀伤干预措施，可能是弥补这一缺口的有效途径，然而，在中国，这类项目还没有被开发或进行评估。2024年3月，实验室团队在这方面取得新进展，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带领实验室往届成员彭闻捷、钱学滢和陈昱霖撰写文章“Healing grief – an online self-help intervention programme for bereaved Chinese with prolonged grief: study protocol for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在《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期刊上发表。本研究旨在评估一项新开发的在线自助干预措施在中国丧亲者中针对延长哀伤症状的有效性、接受度以及实施的可行性，并探讨该干预措施如何助力改善相关症状。这种干预有望在缩小中国丧亲心理服务供需差距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网络分析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结构可能因创伤事件和幸存者类型而异，然而，因COVID-19 丧亲而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结构仍然未知。2023年9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副教授和东南大学陈楚倩博士在这方面取得新进展，实验室成员吴丽萍参与学习，合作发表了文章“A Network Analysi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With Deceased in COVID-19 Bereaved Adults” ，研究成果在《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杂志在线发表。这项研究通过剖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的网络结构，不仅深化了我们对COVID-19疫情中丧亲者PTSD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区分丧亲者与逝者关系质量与其PTSD症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制定更为精准的心理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2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博士与香港中文大学陈孟彤助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学陈高凌教授合作发表了文章，“Aggressive parenting behavior among grandparents providing childcare for grand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hina”，研究成果在《Child Abuse & Neglect》在线发表

2022年8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唐信峰博士合作发表了文章 “Prevalence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nd symptoms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研究成果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杂志在线发表。

2022年7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博士带领实验室团队本科生成员范旖旎、曾桢在《社区心理学研究》发表了论文，题为“新冠肺炎疫情丧亲者的求助行为及影响因素” 。

2022年6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博士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侯力琪博士合作发表了文章 “The loss and return of self: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coping and recovery from chronic hepatitis B in China”，研究成果在《Nursing&Health Sciences》杂志在线发表。

2022年3月，实验室负责人唐苏勤博士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丁如一博士、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倪仕光教授合作发表了文章“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response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erceived relationship quality with parents as mediators
”，研究成果在《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杂志在线发表。